第六百二十三章 不祥之兆

    潼关。

    西安左卫指挥使康尧民用捡来的香囊捂着鼻子，跌跌撞撞绕过遍地鼠尸，将绝望目光投向身后堆满粮草的城关。

    两个月前，康尧民还正在西安左卫犯迷糊，闲得直打盹儿。

    总督陈奇瑜一道命令，命其担任运粮提调，率左卫四百旗军，将朝廷屯于西安府的粮草尽数运入潼关。

    当时可别提他有多兴奋了，听清楚命令当场就是一个鲤鱼打挺：大活儿来了！

    康尧民并非泛泛之辈，卫所指挥使这种官职，是天下百万军户奋斗的终点。

    但是对康尧民来说？

    他们整个家族非常重视文化教育，成为武官得叫行差踏错。

    康氏在西安府是很出名的大家族，在武功县更是了不起的名门。

    他们家的始祖原籍河南，是有些财富的商贾，宋末迁至武功县，买田置地、招募流民、耕读传家，第二代祖先是儒学训导，第三代人是元朝的县尉。

    到第四代就利害起来了，名叫康汝楫，考的是明经科，官职为儒学训导，但赶上了朱元璋选天下文学知名之士教太子、诸王，这位康家的老祖宗就被选进燕王府，给朱棣当参军。

    这个官职当时所属的官署叫王相府，全称叫参录其军国事，位同国相。

    康汝楫在燕王府干了几年，没赶上靖难就被调到外面做知县，后来朱棣靖难，把康知县召至驻地，就地升刑部侍郎，留京辅佐朱高炽。

    待其故去，朱高炽登基，赠其工部尚书。

    其长子荫上林苑监正，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；次子荫上林苑监副，官至右通政；幼子行商，赐千金、敕令所在不税、关津不问。

    一个从龙家族的原始积累完成了。

    此后代代才名代代为官，读书的是关中夫子、治病的是医学训导、做官的是知县知府，总之……他们这个家族好像遗传了某种逢凶化吉的特质一样。

    宋末元初，天下打成一团，康家始祖在武功县招募流民开荒种地

    明初半个天下都忙着靖难大战，在燕王府当过国相的康汝楫很认真的在当知县。

    他们喜欢读书、擅长避祸、得过且过、同时缺乏上进动力。

    甚至到了康尧民的爷爷辈儿，出了个康海，是超级斜杠青年。

    读书，他是弘治十五年进士状元，天下第一；

    写诗，他是大明前七子之一，推行诗文复古；

    交朋友，正德三年，李梦阳得罪刘瑾被下狱，给他递小纸条‘对山救我’。

    康海前去拜见刘瑾，通宵畅饮，第二天李梦阳获释。

    正德五年，刘瑾事发，被剐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，康海也因是刘瑾同乡株连，被削职为民。

    落职回家，制乐府、玩音乐，扶植了张于朋、王兰卿，组建班社，形成西路秦腔的基础。

    杂剧《中山狼》被搬上舞台，他编的。

    搞艺术是要花钱的，钱不够怎么办？做买卖，他是天下闻名的扬州盐商。

    扬州的康山草堂，本来是治理运河废土堆出的无名土丘，因为康海客居，有了康山之名，后来董其昌题字康山草堂，遂有其名。

    玩音乐、做买卖之余他也干点正事儿，编了一部《武功县志》，被评为‘乡国之史，莫良于此’，此后编纂地方志，多以此部武功志为楷模。

    到如今，康家还有去年的新科进士康万民、书法号关中两绝的监生康禹民。

    这兄弟俩贯穿了康氏一族与战争无关的气质。

    关内关外哐哐干仗的大背景下，哥俩花了大半辈子在家破解璇玑图，硬是从只有八百四十一个的字璇玑图上，读出了七千九百五十八首诗。

    康尧民就是这俩才子的弟弟，不过他跟那两位兄长在年龄上差的比较多，玩不到一块去。

    他本身也是生员，只是国事汹汹，成长过程中社会风气有了弃文习武的变化，他就考了个武职，朝廷给安排了个西安左卫指挥使。

    当然，康家这代有上马报国心愿的不止康尧民一个人，还有他弟康今民，走的是一样的路子，以千户授榆林镇鱼河堡操守官。

    不过人的命运啊，很难说。

    康家四兄弟虽然职业路线、生活理念方面各不相同，但却都在这个时间节点，被笼罩在刘承宗的铁蹄阴影之下。

    新科进士康万民正在武功县前往咸阳赴宴的士绅队伍里，书法大家康禹民在武功老家对元帅府的清田校尉扫榻相迎。

    鱼河堡操守官康今民则在修缮那些刘承宗曾经生活过的名胜古迹。

    指挥使康尧民则在潼关里，深深牵挂着元帅府的大军。

    即使山高水长路遥车远，哪怕刘承宗听不见，康尧民依然固执地向大元帅寄予美好祝福：“妈的过来呀，毒死你个烂怂！”

    领到押送粮草进潼关的使命时，康尧民并未想到，这座巍峨关城会成为他的埋骨之地。

    事实上康尧民已经在潼关死过一次了。

    起先是河南府传出贼兵已攻至南阳的消息，潼关卫的掌印指挥使如临大敌，要求康尧民的四百旗军也加入关城协防，以免屯粮被贼人抢去。

    四千余旗军、上万军民拿出所有能用的兵器，在关城内外严阵以待。

    可是意料之中的贼人没来，从山西浩浩荡荡衔尾强渡黄河的鼠群来了，它们漫山遍野、到处都是，像一团又一团扭曲伏于地面的黑云。

    不过老鼠和流贼，对潼关守军来说其实没什么区别。

    都是要吃粮食的小偷儿。

    潼关上上下下屯遍粮草，为保住这些粮草，关上旗军拿出看家本领，用国战般的手段来对付蜂拥而至的老鼠。

    佛朗机大炮、猛火油柜、万人敌、混江龙、飞礞炮，全都轰轰烈烈地打出去。

    但这座为防御恐怖直立猿而建造的雄关，在阻拦这些灰扑扑的小家伙方面并没有什么奇效。

    鼠群轻而易举地填平了护城河，在城墙下叠出一层又一层的尸首，穿过毒火猛油蜂拥登上城关，在关城内外走街串巷，把身上的跳蚤散进水井、屋舍、仓房。

    瘟疫随之肆虐，仅仅九日，阵斩指挥一名、旗军八百，放倒军民无算，瘫痪整座关城。

    康尧民也在那个时候死了，死状极惨，头颈腋窝疙瘩溃破，咳吐像烂西瓜一样的血肉，身上被污染的衣裳都被扒光烧了，尸体扔在地上，连张裹身草席都没有。

    跟同一时间倒毙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也跟那些横死街头的老鼠没什么两样。

    短时间大量人口死亡，更多人患病，苟延残喘的城关已经没有余力在意尘世间的繁文缛节。

    一副棺椁被塞进一家三口甚至兄弟四人的情况屡见不鲜，新打制的棺椁赶不上死去的人，甚至后来棺材匠也死了。

    人们先用草席，后来用帘子毛毡和被褥，当这些东西也随之告罄，每个离开人世的死者都像来时一样，干干净净。

    实际上康尧民的情况算好的。

    受他节制的西安左卫四百旗军早在与鼠群交战中崩溃，所幸他身边还有从家里带出来的家丁亲信料理后事。

    两名染病后尚有行动能力的家丁，给他在城里挖了座坟，其实就是大坑里的小坑。

    因为干旱，潼关城角的水池成了烂泥塘，在瘟疫袭来之后，那里又成了乱葬岗。

    家丁在那挖地三尺，给他们搞了个容身之处，可惜坟坑还没挖好，挖坟的两名家丁也没了力气，只能草草将他和几名病死的家丁推进去。

    只是埋两抔黄土的功夫，俩家丁吐血死了一个，另一个则拔刀抹了脖子——坑里地方不够，他实在没有力气再给自己掘出一座坟了。

    死后第三天，康尧民在尸堆里醒了过来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很常见。

    毕竟这个时代人们的检测手段是脉搏和鼻息，身子弱的人一下没撑过去，进入假死状态，两样生命体征没了，没了就等于死了。

    但并不是没有醒过来的可能。

    所以才有人死了不埋，要停灵几日再入土为安的习俗。

    放那儿再看看。

    而潼关卫面临的情况，则比平时更复杂一点。

    上万军民挤在关城里为保护粮食，跟鼠群殊死搏斗，瘟疫过了潜伏期大爆发的第一时间就把指挥链击碎。

    把脉的医师都死个球了。

    人走着走着倒在地上，就等于没了。

    康尧民依然在发烧，甚至因为溃破伤口接触泥土和污水，比之前烧得更厉害了。

    但他还活着，脖子、腋窝和股间的肿块也比早前小了点，不过他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因为伤口溃破，污血流出来的缘故。

    来不及因为家丁死去而悲伤，更没有办法为潼关遍地尸首难过，康尧民跌跌撞撞回了官署。

    而直至此时，潼关守军仍在战斗。

    掌印指挥死后，潼关卫没了官方意义上的指挥官，只剩下一堆没实授的世袭指挥使。

    这里面以指挥使张尔猷最为刚强、广有人望，其人擅骑射搏战，在马背上是万人敌的猛将，却不幸也害病发起了高烧，难以理事。

    倒是另一名年过六旬的指挥使盛以达，在瘟疫袭来之后，抓住了第一次爆发与第二次爆发中间的空窗期，命卫所军户发给汤药、禁止聚集、洗晒被褥、开窗通风、熏艾沐浴，同时也祭祀辟邪，在家家户户和官署门口贴符避瘟。

    主打一个有用没用，全都用上再说！

    俗话说人老成精，盛以达六十多岁，啥没见过？瘟疫来了别的不说，先把这些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了，再说细细分析的事儿。

    潼关盛家，在有明一代的世袭指挥使里，非常特殊。

    他们家特殊在于卫所世职出身，却以文耀宗，凭科举显贵。

    两代人，出了一个都督同知、一个副总兵、一个京营参将、一个指挥使，同时还有父子两进士，先后做侍郎和尚书。

    指挥使盛以达的父亲盛讷，在家里排行第三，长兄承袭指挥使，后来升任南京前都督府同知；二哥考了武举，在京营做参将；他则考了进士，官至吏部侍郎，死后赠礼部尚书。

    眼下指挥使盛以达是盛讷的长子，他几年前过世的二弟盛以弘则同样考取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

    所以盛家眼下文化人很多，后辈不仅有擅长弓马骑射的武学生，也有很好几个秀才。

    盛以达很清楚，他的这些部署对这次的瘟疫，没用。

    因为除了祭祀贴符这种谋求心理安慰的伎俩，其他对策，都是过去针对四时疫的。

    所谓四时疫，其实就是变化季节时的流感。

    古人并非对传染病缺乏认识，恰恰相反，因为医药手段、对病毒的认识都没有后世那么发达，所以对传染病的印象才更加深刻。

    只不过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另一套口径，不叫传染病，就叫疫。

    疫，本身的意思就是民皆疾。

    它由病字旁和殳组成，殳是先秦时期军阵兵器，当时青铜还很贵重，普通国人大多使用木棍作战，只有战车上的贵族使用青铜器，这种在木棍上带有青铜箍和三棱矛头的兵器，是当之无愧的杀人利器。

    以至于几乎所有带‘殳’偏旁的字，都与伤害、攻击、杀戮和死亡有关。

    如投、殴、殺、没、毁、殁。

    简单来说，疫，指这病，杀人很利索。

    可病跟病是不一样的，四时疫口干咳嗽，咽喉疼痛，而这次的瘟疫是头痛发热，颈肿发颐，一把把吃银翘散也没用啊！

    但是，盛以达的举措，并不是为了干掉瘟疫，而是意在提振军户信心，重整被瘟疫击溃的组织能力。

    军户惊恐震怖，人心不齐，根本不可能挡住这种一人患病染及一室，一室患病染及一乡的瘟疫。

    在这一点上，盛以达的举措非常有效。

    遭受瘟疫进攻的潼关卫很快一扫颓势，残兵败将被重新组织起来，他们甚至找到了这次瘟疫的规律和关窍。

    人们接触到老鼠或感染瘟疫的人，通常会在三日、五日、七日之内开始发病，感染程度轻的能挺几日甚至挺过去，染病程度重的，则会在三日左右撒手人寰。

    盛家昭之、逵之两个族子翻出汉代张仲景的医书，就扛起了医师死后的治疗重任，给患病军户根据临床表现对症下药，还真有一定效果。

    尽管他们都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啥，也不知道咋染上的，更不知道治疗的原理。

    总之，患兵高热，就拿张仲景治伤寒的大青龙汤喝一下。

    吐脓血了，张仲景的升麻鳖甲汤喝着解个毒，解不了就加大雄黄用量。

    寸脉且沉且迟，也就是脉搏微弱，心脏接近停跳，要休克了，赶紧猛灌张仲景《伤寒论》里的麻黄升麻汤吊个命。

    至于说医书上写的，喝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乏力、浮肿、脸发黄啥的，直接忽略不看，先保住命再说。

    经过他们兄弟俩这么一治，患病军户军余的死亡率下降很明显，至少很多脉象微弱濒死的军户被拉回了生死线，原本三天就死了，现在七天了还能在地上扭曲挣扎，疼得直哼哼。

    但人们对瘟疫依然恐惧，因为暂时没得病的人，也不接触别人，却还是在成片成片的染病。

    随后，他们发现靠近城中军器局火药坊的二十多个军匠军户，都没有受到感染。

    别的地都尸横遍野，家家披麻戴孝了，他们倒好，屁事没有，甚至还发展起副业，开始搁军器局里做棺材、织麻布、编花圈儿、贴哭丧棒了。

    问是咋回事，他们也不知道，既接触过老鼠，也接触过病人，就是命硬，诶，没事儿！

    正当潼关卫即将恢复秩序，甚至探究到军匠不受瘟疫侵袭的秘密时，元帅府魏迁儿的前锋部队逼近潼关。

    一时间刚刚看见生的希望，潼关上下齐心协力塑造出的秩序轰然倒塌——他们能挣扎活命就已拼尽全力，根本不可能再应付另一场战争。

    偏偏潼关又是如此重要，它不仅仅囤积了巨量粮草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天下东西的大门。

    一旦被叛军打过潼关，同样遭受瘟疫肆虐的河南府不可抵挡，除此之外无险可守，兵强马壮的西兵向北能直逼京师，向东可横扫山东，向南更可威胁凤阳。

    阻止此事发生，是潼关卫世受国恩世袭武职的责任。

    这个节骨眼上，为了拦住元帅府叛军，潼关卫的武力巅峰、早就病倒在榻上的指挥使张尔猷挣扎披挂。

    他命家人牵马，取来战刀弓矢，率领三百患病旗军在关上向紫禁城含泪叩首，随即出关。

    一日之内三战三败，仅剩旗军四十在张尔猷的率领下侥幸逃过元帅军追捕，返回潼关卫。

    阵亡旗军以性命为祭，将瘟疫的灾祸，重重砸在魏迁儿的脑门儿上。

    曾在关中三日横扫四万明军的元帅府精锐，脚步停驻，遇潼则止。

    悲怆的惨败创造战略上的伟大胜利，潼关卫的旗军有心庆祝，却不知庆从何来。

    伟大胜利的意义远在千里之外，阖门死难的衣冠冢却近在咫尺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没意识到，战场另一边华山脚下停驻的那支军队，跟他们一样。

    跟他们一样是军人，怀揣一样的信念，经历一样的挣扎，参与同一场疯狂的战争。

    自张尔猷出战，仅隔四日，关城以西种满麦子的塬上，一杆杆赤色大旗在麦田垄上的小道间招展，缓慢而有节奏的蹄声如同重鼓。

    按辔徐行的赤甲军汉个个双目赤红，脖颈肿大，动作缓慢而疲乏，却依旧保持操典中规范至极的马上动作，只是面无表情眼中无神，用干燥的舌尖舔舐裂开的嘴唇，伴着马背起伏，死死盯着巍峨城关。

    他们先是星星点点出现在原野上，随后连成一片，逆着落日红霞，如同洒向大地的不祥之兆。

    潼关城上的号炮炸响，钟鼓不绝，夹杂关上守军声嘶力竭的喊声，传遍整座关城。

    “叛军薄城！”